命令传下，军中多有怨言。将士们提着脑袋打台湾，本以为能享福，没想到还要种地。但郑成功态度坚决：不种地，就饿死。台湾孤悬海外，粮草补给艰难，不自力更生，只有死路一条。

屯田之余，郑成功做了一件事：在普罗民遮城（他改名为“承天府”）内，建了一座“明伦堂”。

堂成之日，他命人从船舱里抬出那几十箱书。油布揭开，石灰拂去，典籍在阳光下重见天日。虽然有些受潮发霉，但大部分完好。

郑成功亲手将一册《大学》放在堂中主案上，对随行的官员、将士、士子说：

“台湾新辟，百废待兴。然兴废之首，在文教。这些书，是江南父老所赠，是华夏文明所系。今日置此，是要告诉世人：郑某取台湾，非为割据，是为存华夏衣冠，续文明薪火。”

“自今日起，明伦堂开讲。凡我军民子弟，愿读书者，皆可来学。教之以忠孝节义，授之以经史文章。我要让这海外孤岛，书声不绝，文脉不断。”

堂下，有将士动容，有士子落泪。漂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一块可以安心放书、安心读书的土地。

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开讲一个月，来听课的不过寥寥数十人。将士忙于屯田，百姓苦于生计，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少之又少。

郑经有些着急：“父王，是否太过急切？眼下粮草匮乏，当以生存为先……”

“正因生存艰难，才更要读书。”郑成功看着儿子，“经儿，你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吗？”

郑经一怔。

“只为了吃饭穿衣，那是牲畜。人要活得像个‘人’，就得知道来处，晓得去处。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台湾，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这些，书里都有。”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史记》，翻开一页：“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这些人，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来这蛮荒之地开垦。若只为一口饭，那这苦吃得冤枉。可若是为了存华夏文明一脉，让后世子孙知道，这世上曾有一群人，宁可漂泊海外，也不愿剃发易服——那这苦，就值得。”

郑经沉默，似懂非懂。

“去办两件事。”郑成功合上书，“第一，明伦堂的课继续开，人少也要开。第二，派人回福建，招募士人。凡愿来台讲学者，给田宅，供衣食。我要在台湾，建一个……小江南。”

“小江南？”

“对。有书院，有祠堂，有市集，有农田。汉人该有的，这里都要有。”郑成功望向窗外，那里是他规划的学田、街市、庙宇，“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等这里真的成了小江南，那些还在大陆受苦的汉人，就会知道：这世上还有一处地方，可以不断发，不易服，堂堂正正做汉人。”

“那时，台湾就不只是郑家的台湾，是天下汉人的台湾。”

命令传下，几艘船悄然驶向福建。船上带着郑成功的亲笔信，和“招贤纳士”的榜文。

与此同时，台湾的屯田艰难推进。瘴疠、水土、土著袭扰，每天都有将士病倒、死去。但开垦的土地，也在一天天扩大。第一批稻种撒下去，在亚热带的阳光下，顽强地发芽、抽穗。

明伦堂里，读书声虽然微弱，但每日不断。教书的，是个从金门跟来的老秀才，学生，是十几个将领的子弟。教的，是《三字经》《千字文》，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些简单的话，在台湾的海风中，显得格外珍贵。

郑成功有时候会站在堂外，听一会儿读书声，然后转身离开，去巡视屯田，去督促筑城，去处理无数繁杂的军政事务。

他知道，他可能看不到台湾真成“小江南”的那天。但他要打下基础，要开这个头。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条路，可以走。

至于能走多远，走到哪里……交给天，交给后来人。

1659年的春天，三方势力各自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

北京，文网收紧，庄廷鑨们的血让江南士林彻底噤声。洪承畴在史书上写下“愚忠”二字时，不知是否想起自己也曾是“愚忠”的一员。

广西，永历踏上流亡缅甸的不归路。一个皇帝，三百随从，在西南的深山中，走向注定的终结。

台湾，郑成功在瘴疠之地艰难屯田，在明伦堂里延续读书声。一个海外汉人政权的雏形，正在血汗中缓慢成型。

文明的火种——

在北京，它被装进钦定的框子，成为新朝文治的标本。

在西南，它随着皇帝的流亡，飘向异国他乡，前途未卜。

在台湾，它在瘴疠与屯田的艰难中，顽强地发出微弱的光。

三条路，三种命运。

没有人知道，哪一条能通向未来。

他们只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咬牙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