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科举都开始考那些东西,那天下还有谁愿意去读四书五经?还有谁愿意去钻研圣贤之道?”
他旁边一个穿着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摇了摇头:“你说圣贤之道不能乱,可我问你——那些读了四书五经的人,有几个真正懂得农事?”
“有几个真正懂得水利?”
“有几个真正懂得算账?”
“他们到了地方上,连基本的民生事务都搞不清楚,那算什么圣贤之道?”
那月白色长衫的士子被问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可圣贤之道是根本……”
“根本?”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放下茶碗,声音不高不低,“百姓吃不饱饭的时候,你跟他说根本,有用吗?”
“河道决堤的时候,你跟他说根本,有用吗?”
“国库空虚的时候,你跟他说根本,有用吗?”
那月白色长衫的士子没有再说话,他端起茶碗,低头喝了一口,像是要用那口茶来掩饰自己的沉默。
在东城的一家酒楼里,几个士子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边,桌上摆着几碟小菜和一壶温过的黄酒。
其中一个穿着石青色绸袍的年轻人靠在椅背上,声音带着一种喝了酒之后才会有的放松和坦率:“我支持皇帝。”
“我考了六年了,从十八岁考到二十四岁,一次都没中过。”
“我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可我有别的本事。”
“我从小跟着我爹修水利,什么渠该怎么挖、堤该怎么筑、水该怎么引,我门儿清。”
“如果朝廷真的开了工科,我未必没有机会。”
他旁边一个穿着靛蓝色长衫的士子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摇了摇头:“可那终究不是正道,工科农科算科是杂学,是匠人学的玩意儿,不是士人该学的。”
“什么是正道?”石青色绸袍的年轻人放下手中的筷子,声音比方才高了一些,“你读了十几年圣贤书,你考上了吗?”
“你考了四次了吧?一次都没中过吧?你还在坚持读,可你坚持得下去吗?你家供你读书供了这么多年,还能供多久?”
那靛蓝色长衫的士子没有说话,他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像是被什么东西钉住了。
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要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石青色绸袍的年轻人没有继续追问,他拿起筷子,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然后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我不是说圣贤书不好,我是说——除了圣贤书,也该有别的路可走。”
“那些在经义上确实没有天赋的人,总不能让他们一辈子都只能在泥里打滚吧?”
那靛蓝色长衫的士子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手里的酒杯放下了。他没有再说话,但他也没有再摇头。
八月底的时候,争论的声浪传到了杭州府。
杭州府学明伦堂里,士子们聚在一起高声辩论着。一个穿着月白色绸袍的年轻士子站在讲台前面,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我支持六部尚书。”
“六部尚书说得对,工科农科算科是技艺,是术,不是道。君子之道在通晓大道,不在精于一技。”
他面前一个穿着青灰色长衫的士子微微摇了摇头:“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懂,可我问你——如果朝廷不给他出路,那些在经义上确实没有天赋的人该怎么办?”
“他们读了十几年的书,却始终无法考中,他们的人生就活该这样被浪费掉吗?”
月白色绸袍的士子沉默了片刻,他的声音依然平稳,却比方才低了一些:“可如果为了给那些人找出路,就动摇圣贤之道的根基,那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代价?”青灰色长衫的士子的声音微微拔高了一分,“那些考了十几年都没考中的人,他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他们读了一辈子的书,到头来什么都不是。你跟我说代价,他们的代价谁来还?”
月白色绸袍的士子没有再说话,他站在那里,嘴唇微微抿着,像是想要反驳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走下了讲台,在角落里坐下。
他没有再参与接下来的争论,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像是一个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立场的人。
九月初的时候,争论的声浪已经传到了湖广。
岳麓书院的生员们也看到了那份抄录的廷议记录,他们围坐在大成殿前面的银杏树下,把那份记录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开始讨论。
一个靠在银杏树干上的年轻士子开口说了一句:“我支持皇帝,六部尚书说的那些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可仔细一想,都是在替他们自己说话。”
“他们怕的是圣道被动摇吗?他们怕的是他们自己的地位被动摇。”
他旁边一个坐在石凳上的士子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你这样说未免太偏激了。六部尚书也是为国为民,他们担心的确实是圣道根基被动摇的问题。”
“可皇帝说了,如果圣道真的够强大,根本就不会被几门新科动摇。如果被几门新科动摇了,那说明它本来就站得不够稳。”
靠在银杏树上的年轻士子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锐利,“我觉得皇帝说得对,圣道不是靠禁止别人学别的东西来维持的。如果圣道真的有力量,它应该经得起任何挑战。”
坐在石凳上的士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点了点头:“你说得……也有道理。”
进入九月下旬,争论的声浪终于从各大书院和府学扩散到了更广阔的基层。
那些在县学里读书的士子,那些在乡间私塾里教书的先生,那些已经在科举路上走了多年却始终没能更进一步的人,他们也开始加入这场争论。
在江西南昌府的一个县学里,十几个年轻士子围坐在一起,面前摊着一份抄录的廷议记录。
其中一个穿着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把那份记录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抬头说了一句:“我支持皇帝。”
他旁边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同伴问他为什么。那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把记录放下,声音不高不低:“因为我读了九年的书,考了三次,一次都没中过。”
“我不是不努力,我是真的不擅长写那些文章。”
“可我擅长别的东西,我从小跟着我爹种地,什么庄稼该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我比其他人清楚多了。如果朝廷开了农科,我未必没有机会。”
“可那终究不是正途……”灰布长衫的同伴声音有些犹豫。
“正途不正途,谁说了算?”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打断了他,“那些读了圣贤书的人,有几个真正懂得种地?有几个真正懂得修渠?他们坐在衙门里,连百姓的疾苦都不懂,那算什么正途?”
灰布长衫的同伴没有再说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你说得对。”
类似的对白,在那半个月里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地上演着。
支持六部尚书的人和支持皇帝的人各自亮出了自己的立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皇帝的声音越来越占上风。
那些支持六部尚书的士子,大多数是在儒家经义上确实有天赋的人。
他们的文章写得好,四书五经背得熟,在历次科举中虽然不一定能名列前茅,但总归是在前列徘徊的。
他们对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太多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这套制度里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