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二年八月初五，承天殿大廷议的详细记录，被礼部誊录官誊抄成两份文书。

一份是皇帝的御前发言，一份是六部尚书及一众文官的反对谏言，两份文书并排张贴在崇文门外的告示墙上，同时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天下各府、各州、各县。

告示墙上，左边贴着皇帝的主张。

那是以问答形式整理出来的记录，字迹端正而工整，一笔一划都透着誊录官的认真。

上面写着皇帝如何逐条反驳焦芳的“道术之辨”，反驳张昇的“兼习荒废之说”，反驳王鏊的“财政不足之虑”，反驳屠勋的“风气之变”，反驳曾鉴的“实务与审案之争”，反驳许进的“圣道动摇之忧”。

每一条反驳都清晰有力，像是一把把刀，把文官们的理由逐一切开，露出里面那些站不住脚的缝隙。

右边贴着六部尚书及文官们的谏言，那些话语同样被一字不落地记录在案。

焦芳说“君子之道在通晓大道不在精于一技”，张昇说“蒙童初入学堂兼习百家则荒废四书五经”，王鏊说“加开三科耗费甚巨户部无力承担”。

屠勋说“精于一技为荣则通晓大道为耻”，曾鉴说“读工科农科者出仕后如何审案理政”，许进说“此风一开天下的纲常伦理必然紊乱”。

每一句话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删减，没有修饰，保留了文官们在廷议上原本的姿态和措辞。

告示墙前，从张贴的第一天起就围满了人。

最先围上去的是那些住在崇文门附近的士子，他们有的穿着靛蓝色的长衫，有的穿着半旧的青布儒衫，有的手里还攥着刚刚从书铺里买来的新书。

他们挤在告示墙前面，仰着头，一行一行地看过去，像是在读一份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文件。

一个穿着月白色长衫的年轻士子站在人群前排，他看完了左边皇帝的发言，又看完了右边文官的谏言，然后沉默了片刻。

他旁边一个穿着灰布短褂的同窗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觉得谁说得对？”

那月白色长衫的士子没有立刻回答，他皱着眉头，像是在把两边的话都在心里重新过了一遍。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思考中回过神来的迟缓：“皇帝说得有道理……可六部尚书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什么叫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灰布短褂的同窗追问了一句，“你到底是支持皇帝，还是支持六部尚书？”

月白色长衫的士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我还没想好。”

但他旁边另一个穿着靛蓝色长衫的士子已经想好了，他站在告示墙前，看完之后，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了一句：“我支持皇帝，皇帝说得对。”

“四书五经里确实有农事水利的内容，可科举从来不考那些。考了十几年的八股，到头来连地都不会种，连渠都不会修，那算什么圣贤之道？”

他旁边一个穿着青灰色长衫的士子立刻接话：“可你读了农科工科算科，出来之后能做什么？你能当县令吗？你能审案吗？你能理政吗？”

靛蓝色长衫的士子转过头来看着他，声音不卑不亢：“我读了农科，朝廷会让我去管农事。”

“我读了工科，朝廷会让我去修水利。”

“我读了算科，朝廷会让我去管账目。”

“我为什么要去审案？审案有读律法的人去审，理政有读经义的人去理。各司其职，有什么不对？”

那青灰色长衫的士子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了一句：“可那终究不是正途……”

“正途不正途，谁说了算？”靛蓝色长衫的士子的声音拔高了一分，“你考了几次了？上榜了吗？”

那青灰色长衫的士子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没有回答。

他低下头，像是要把自己从那片目光中藏起来。

告示墙前的议论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从崇文门蔓延到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茶馆里、酒楼上、书铺里、学舍里，到处都在讨论那两份告示上的内容。

有人支持皇帝，有人支持六部尚书，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做出了选择。

支持六部尚书的人，大多是那些在儒家经义上功底扎实、在历次科举中名列前茅的士子。

他们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八股文章，背的是朱熹的章句和历代先贤的注疏。

他们觉得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觉得自己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足够远，觉得那些工科农科算科的东西不过是旁门左道，不该和圣贤之道并列。

一个在顺天府学读书的生员，在府学门口和同窗争论时说：“六部尚书说得对，工科农科算科是技艺，是术，不是道。君子之道，在通晓大道，不在精于一技。”

“如果连匠人和农夫都能通过科举做官，那圣贤之道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他旁边一个同样穿着靛蓝色长衫的生员立刻反驳：“可你考了几年了？你上榜了吗？”

那生员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我虽然还没上榜，但我相信只要继续读下去，总有一天会考中的。”

“这不是能不能考中的问题，这是圣道能不能被维护的问题。”

“你维护了圣道，可你自己呢？”那反驳的生员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直接，“你读了十几年的圣贤书，可你依然没能考中。”

“你还要读几年？五年？十年？你读得起，可你家里等得起吗？”

那生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了一句：“那我也不会去学那些旁门左道。”

“那不是旁门左道。”反驳的生员摇了摇头，声音比方才低了一些，却更加笃定，“那是活路。”

支持皇帝的人，大多是在经义上天赋不足、在历次科举中屡试不第的士子。

他们读了十几年的书，背了十几年的经，却始终无法在那些狭窄的通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用功，只是在那套由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构成的评价体系里，他们始终是排在后面的那批人。

一个在保定府学读书的生员，在给同窗的信中写道：“我读了十四年书，考了五次乡试，每次都在榜尾徘徊。”

“我不是不努力，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晚上读到深夜才睡，可我就是写不出那些让考官眼前一亮的文章。”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以为永远都不可能出人头地了。”

“可现在皇帝说，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工科、农科、算科——那些我从小就熟悉的东西，那些我真正擅长的东西，现在终于有机会成为我的出路了。”

那封信被他的同窗在府学里传阅了一遍，然后又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那些同样在科举路上走得艰难的人，从那些字句里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影子，那种被看见了、被理解了的感觉，比任何道理都更有说服力。

支持六部尚书的人和支持皇帝的人，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那些辩论发生在茶馆里、在酒楼上、在学舍里、在书铺里，有时候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有时候是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的争论。

在崇文门外那家老茶馆里，一个穿着月白色长衫的年轻士子放下手中的茶碗，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我支持六部尚书。”

“圣贤之道不能乱，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工科农科算科是实学，可实学不能取代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