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在绣坊的第三个月，沪上已经入了深秋。

梧桐叶子落了一地，每天早上伙计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拿大扫帚把门口的落叶扫到路边。贝贝蹲在绣架前，手里捏着一根劈得极细的丝线，对着光比对色号。她的手指已经不像刚来沪上时那样粗糙了——绣坊的活计虽然熬人，但老板娘不许学徒的手上有倒刺，说勾坏了绸子要赔的。于是她学会了用温水泡手，用凡士林抹指腹，把指甲剪得圆润整齐。三个月前她还在水乡划船撒网，手上全是桨磨出来的硬茧；如今这双手放在绸缎上，已经分不出和城里姑娘有什么两样。

可她知道不一样。她的手比她们稳，比她们快，比她们狠。老板娘秦三娘说她是“天生吃这碗饭的”——别人学三个月的针法，她三个星期就能上手；别人描花样要打底稿，她只看一眼就能直接下针。秦三娘不知道的是，贝贝从六岁起就跟养母学刺绣，渔村的女人绣的是被面、枕套、小孩的肚兜，花样土气，但针脚要密、线头要藏、洗几十遍不能脱线。那些活计养不出艺术家的气质，但养出了一个绣娘最要紧的本事——手上有数，心里有准。

“阿贝，你过来看看这个。”秦三娘在里间喊她。

贝贝放下丝线，掀开门帘走进去。秦三娘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图纸，上面画着一件旗袍的纹样。那纹样繁复得吓人——领口是缠枝莲，袖口是如意云头，下摆是一整幅的“百鸟朝凤”，每一只鸟的羽毛都画得根根分明。图纸右下角盖着一个朱红色的印章，贝贝认得那个章——“云裳馆”。那是沪上最有名的旗袍店，专做名媛贵妇的生意，一件旗袍的工钱抵得上绣坊一个月的进项。

“云裳馆的张老板昨天来找我。”秦三娘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压着的，但嘴角的弧度出卖了她，“他说有个客人定了一件旗袍，点名要苏绣的百鸟朝凤。工期三个月，他找了三家绣坊都不敢接。问咱们敢不敢。”

贝贝低头看图纸，看了很久。秦三娘以为她在评估难度，其实她是在数鸟——图纸上画了一百零七只。少一只。她从小跟着养父在芦苇荡里看鸟，什么白鹭、翠鸟、鸬鹚，她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图纸上少画了一只，大概是画师偷懒，觉得没人会数。

“敢。”她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让我去见那个客人。”

秦三娘愣了一下。在绣坊这行，绣娘是藏在后面的人。客人看到的永远是成品，不会有人关心是谁绣的、绣了多久、手指被针扎了多少回。这是规矩，也是阶层。贝贝来沪上三个月，已经懂了这些规矩，但她还是提了这个要求。因为她心里清楚，能在云裳馆定做百鸟朝凤的人，绝不会是普通人。她要找的人——那个跟她长着同一张脸、戴着另一半玉佩的人——可能就在这沪上的某扇大门后面。而每一扇大门，都需要一个敲门的理由。

秦三娘看着她的脸，犹豫了半晌，终于点了头。她不知道贝贝的来历，但她知道这个姑娘不是普通绣娘——能在水乡码头捡回一条命、揣着半块玉只身闯沪上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种东西，秦三娘在生意场上见过，叫“赌性”。

三天后，贝贝跟着秦三娘去了云裳馆。

云裳馆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两层小洋楼，橱窗里陈列着三件旗袍，每一件都标着天价。贝贝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衣服——一件月白色的倒大袖袄裙，是自己扯了布做的，领口绣了一小枝桂花——跟在秦三娘身后，拎着一个布包袱，包袱里装着她的绣样。进门的时候，穿西装的门童多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微妙的犹疑，像是在判断她到底是客人还是送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