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会开幕那天，上海下了一场很细的雨。

雨丝细得不像雨，倒像是谁在半空中抖开了一匹湿漉漉的丝绸，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还没等伸手去擦就干了。外滩一带的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倒映着马路两边新装上的电灯，黄的白的碎成一片，像是有个顽皮的孩子抓了一把星星撒在了水洼里。

阿贝天不亮就起来了。

她住在绣坊后院的阁楼上，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脸盆架，但她收拾得干干净净。被褥叠得有棱有角，枕头拍得松松软软，窗台上搁着一个粗陶罐子，罐子里插着几枝从苏州河边摘来的芦苇，芦花白蓬蓬的，像刚蒸好的米糕。这是养母教她的——房子可以小，但不能乱；日子可以苦，但不能脏。

她对着那面巴掌大的圆镜子梳头，木梳从发根拉到发尾，一下一下，梳得很慢。她的头发又黑又密，编成一条大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头绳扎了个蝴蝶结。那是养母去年过年给她买的红头绳，她一直舍不得用，今天才从包袱底下翻出来。

“阿贝，你紧张啊？”楼下传来绣坊老板娘的声音。

“没有！”阿贝冲楼下喊了一嗓子，声音又脆又亮，像一颗青枣从树上掉下来砸在石板上。

老板娘笑了，笑声从楼梯缝里钻上来：“不紧张你天不亮就起来梳头？展览会九点才开门呢！”

阿贝没有回答。她把辫子甩到身后，站起来拉了拉身上的蓝布衫子。这件衫子也是新的，是老板娘提前支了她三个月工钱让她去扯布做的。衫子的领口和袖口都绣着她自己设计的花样——不是传统的花鸟鱼虫，而是江南水乡最常见的东西：几茎芦苇，一叶扁舟，船头蹲着一只鹭鸶。针脚细密灵动，芦苇的穗子用了深浅不一的灰色丝线，远远看去毛茸茸的，像是真的有风吹过。

她深吸一口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揣进怀里。布包里是那半块玉佩。

出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弄堂里的青石板被雨水洗得发亮，墙根的青苔吸饱了水，绿得快要滴下来。阿贝挎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是她参展的绣品《水乡晨雾》——快步穿过弄堂，拐上了大马路。她走得很快，步子大而稳，不像上海滩那些穿高跟鞋的小姐们走起路来一摇三晃。她从小跟着养父划船打鱼，脚底板踩过船帮、踩过河滩、踩过滑溜溜的码头石阶，早就练出了一副稳健的身板。养父说过，阿贝要是生在富贵人家，那也是要读洋学堂的料——可她偏生在了渔船上，那就得学会在晃荡的船板上站稳。

到了博览会的场馆外面，阿贝抬头看了一眼那栋西式建筑的大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门真高啊，比她见过的任何一栋房子都高。门廊上竖着四根大石柱子，柱头上雕着卷卷曲曲的花纹，门楣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红绸横幅，上面写着“江南绣艺博览会”几个大字。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黑色小汽车，穿西装打领带的洋人和穿长袍马褂的中国绅士们互相鞠躬寒暄，夫人们撑着洋伞，戴着缀羽毛的帽子，三五成群地往门里走。

阿贝下意识地拢了拢自己的蓝布衫子，把竹篮子往怀里抱了抱。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布鞋——鞋面倒是新的，但鞋底已经沾了泥。她在门口的棕垫上使劲蹭了蹭鞋底，又蹭了蹭，直到蹭干净了才敢往里走。

展厅比她从外面看到的还要大。玻璃穹顶高得让人眩晕，阳光透过玻璃洒下来，被切成一块一块的，落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展厅里摆满了绣架和展台，各色绣品琳琅满目——苏绣的猫、湘绣的虎、蜀绣的芙蓉、粤绣的百鸟朝凤，金线银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穿着体面的太太小姐们在展台前流连，身后跟着拎包的丫鬟或听差，点评哪幅绣品针脚细密，哪幅配色俗气。

阿贝抱着自己的竹篮子，穿过这一片锦绣繁华，找到了主办方分配给她的展位。那是最角落的一个小展台，紧挨着消防通道，光线暗淡，位置偏僻，和正中央那些大户绣坊的展位隔了整整一个展厅的距离。

“就这儿？”阿贝问带路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是个梳着分头的年轻人，眼皮都没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是‘阿贝绣坊’？就这儿。放好东西别乱走动，下午有评委来打分。”说完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你那竹篮子别搁展台上，看着寒碜。”

阿贝没有生气。她知道自己在这儿不算什么。在这个遍地黄金的上海滩，一个从水乡来的、连正经绣坊都没开起来的年轻女子，能有一个角落安放自己的绣品，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